如果疾病已经走到现有医疗水平无法治愈的阶段，是选择能保留一线希望的治愈性治疗，还是可以相对少受罪的姑息疗法，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。

在鄞州人民医院肿瘤放化疗中心病房，类似的艰难抉择每天都在发生。一位60岁的肿瘤晚期患者，因为没有及时做好最后的安排，眼睁睁看着妻子和母亲在病床前为他最后的“归属地”而争执；在确诊自己的绝症已经无法治愈后，一位60岁的女士从容签下“生前预嘱”，希望在临终期不接受有创抢救和治疗，落实好自己最后的心愿后，从容离开。

鄞州人民医院安宁照护小组执行组长徐正阳教授说，在医院走完最后一程的肿瘤晚期患者中，有一半左右会接受医生的建议，选择提前规划好自己临终阶段的安排。

故事1

70岁临终患者只想少受罪

　子女为其选择接受姑息治疗

一位70岁的肺癌晚期女患者，自发病以来已经多次住进鄞州人民医院肿瘤放化疗中心接受治疗。放疗、化疗等几乎所有的治疗手段都用过了，也扛不住病魔在她身体里的肆虐。两年半前，癌细胞转移到了她的骨骼里，疯狂破坏她的骨组织；半年前，癌细胞转移到脑膜，直逼她的神经中枢。

“护士长，我会不会死？”一天早晨，患者这样问前来查房的护士长董明芬，虽然已经不止一个患者这样问过，董明芬还是感觉心头一紧。后来董明芬选择与患者坦诚交流，并请来安宁照护小组介入。

鄞州人民医院的安宁照护小组执行组长徐正阳教授介绍，这个团队由医生、护士、营养师、疼痛管理师、心理医生、社会工作者等组成，主要是为临终患者和其家属提供服务。

安宁照护小组介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患者还有什么愿望。当得知患者希望在最后阶段少一些痛苦，身上少插几根管子，不要被当做机器一样“修理”时，安宁照护小组马上和家属进行了沟通。最后，患者女儿签下了“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或检查告知书”，选择用姑息舒缓治疗来陪伴母亲的最后一程。

“选择姑息治疗，并不是不治疗。”徐正阳说，姑息治疗和治愈性治疗的目的不同，主要目的是减少患者的痛苦，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少受罪。

“为人子女的要尽孝，作为医生要尽责，作为患者本身要无憾，我们的临终关怀就是要做到这三者的兼顾。”徐正阳说，每个人都有离开人世的这一天，医院成立安宁照护小组的初衷，就是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多一些温暖。

这个小组成立5年来，为多位饱受折磨的晚期肿瘤患者提供了服务，在面临是继续坚持接受治愈性治疗，还是选择姑息治疗以减少痛苦时，有半数左右的患者选择了后者，希望带着尊严谢幕。

故事2

清醒时没有及时表达意愿

他看着亲人在病床前争执却无能为力

因为工作中常常面临死亡，鄞州人民医院33病区护士长董明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怎样让每一位临终患者在最后阶段少一些痛苦、也少一些遗憾。

有一位患者的临终故事，至今让董明芬印象深刻。

那是一位去年去世的60岁男患者，当时因为他所患的肿瘤已经到了晚期，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已是徒劳。当这位男患者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家属想依照宁波人的风俗，让患者的最后一程在家里走完。

可因为之前没有约定好，患者也没能及时表达自己的意愿，他的妻子和母亲在“到底该把他接回哪个家”问题上出现了分歧。

患者母亲希望，让儿子去他自己家里，因为她家中还有八旬的老伴卧病在床。为了避免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巨大刺激，儿子病重的消息一直瞒着老人。而且母亲的老房子只有两室一厅，如果把儿子接回家，老人势必会被惊动。

而患者的妻子希望，丈夫能在父母家中去世。理由是，在自己家去世可能会吓到子女，给他们今后的人生留下阴影。

“当时这名患者神志是清醒的，只是不能说话而已。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的人在病床前争执不下，有话说不出来，只能干瞪眼，想想都觉得悲凉。”董明芬说，最后这件事情还是得到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，患者的母亲让步了。

病人虽然送走了，但董明芬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。她在想，如果能早一点帮助患者在能表达自己的愿望时，说出对自己弥留之际甚至身后事的安排，这扎心的一幕就不会再重演了。

“北上广的一些大医院都在推行‘生前预嘱’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。”董明芬说，如果说“遗嘱”是“我的财产我做主”，“生前预嘱”则是“我的生命(死亡)我做主”。“以后遇到一些病入膏肓、从医学角度来判断肯定时日无多的患者，我会有意识地去和患者或家属交谈，看看他们对最后的归宿如何安排，尽量帮助他们达成心愿。”董明芬说，很多患者和家属在面临临终问题的时候往往惊慌失措，很容易留下遗憾。

故事3

60岁女士签下告知书

　  要求临终不抢救

不久前，鄞州人民医院33病区收到一封感谢信。送信的是已经去世的一位晚期肿瘤患者的女儿，除了送来感谢信，她还给医护人员买来热腾腾的奶茶，感谢他们在母亲的最后阶段带来的温暖。

“这个故事对其他有临终患者的家庭有借鉴意义，做好‘生前预嘱’，能做到生死两无憾。”徐正阳说。

患者李女士去年7月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，已经无法手术。今年1月，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已经处于临终状态，医嘱已告病危，让家属做好后事准备。

李女士很清楚自己已时日无多，再多的治疗和抢救，除了耗费金钱，还会让自己多受罪。于是她在自己清醒时主动签下“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或检查告知书”，并希望医生在自己心跳或呼吸停止的时候，不插管，不电击，不通过有创的方法减缓死亡的进程。

看到李女士坦然面对死亡，护士长董明芬主动询问她，最后遗愿是什么？李女士闭着眼睛痛苦地低声诉说着自己的担忧：“如果我死在家里，怕给女儿留下阴影；如果我死在医院里，主管医生会有很多事情要做；还有一个去处，就是把我拉回台州老家，但又怕女儿一个人会很麻烦。”

护士长又问：“那您最想待在哪里？” “其实我最想待在医院，就怕给医生增加麻烦。”

看到善良的李女士，在临终前还在为自己的孩子和主管医生考虑，护士长决定把她的最后遗愿转告给主管医生。主管医生沉思了1分钟后，点头答应。

当护士长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女士时，她突然睁开双眼，露出了久违的、轻松的笑容。

几天后，李女士在病房里平静去世。她的女儿说，因为提前交代好最后的安排，医生和家属在临终时都能应对从容，妈妈走得十分安详，这让她在悲痛之余，也感到莫大的安慰。

“在帮助患者做‘生前预嘱’时，我们会很注意沟通技巧，还会留10天左右让他们充分与所有亲人沟通与斟酌。当然，所有的决定，患者有意愿也能随时更改。”徐正阳表示，“生前预嘱”能让医生变被动地抢救为主动地做应急准备，有计划地送患者最后一程，还能减少医疗操作上的纠纷。这样做既能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，也让家属不会有“自己是否救治不尽力”的心结，值得推广。